我今年58岁,从社区民警的岗位转到户籍窗口,算来已有两年。
刚接手户籍工作时,我总怕跟不上节奏,鼠标在户籍系统上点得生涩,连整理材料都要反复核对好几遍,生怕漏了什么。幸好户籍室的同事们总肯拉我一把,尤其是我的搭档,辅警包瑞芳。
日子久了,我们俩倒像专门的“难事搭档”,哪儿有难办的事儿,就往哪儿凑。
夏天的太阳最是灼人,柏油路被晒得发黏,连风都是热的。那天下午,户籍大厅刚叫到第一个号,就闯进来一个满脸是汗的男人。他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纸巾,指节都捏白了,说话时声音发颤:“警官,我妈在ICU跟死神抢时间,可她的身份证快到期了,没新证,医保都没法用啊!”话没说完,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和汗水混杂在一起不停地往下淌。
我和小包听着,心里都揪了一下。这种时候,多耽误一分钟,群众就多一分煎熬。小包立即拿出登记表,一边安抚男子,一边仔细询问老人的具体情况,和他约定了上门办证的时间,嘱咐他回去等电话。随后,我联系了老人所在医院,了解老人的情况以及进入ICU的注意事项。
手续很快办好了,出发前,我和小包再次检查了设备。医院环境特殊,不能开闪光灯,相机参数要调亮些,怕病房光线暗;指纹仪提前消毒、设置好,别到时候出岔子。
进病房前,我们穿上防护服,闷热感瞬间裹了上来。病床上的老人虚弱得很,眼睛勉强撑起一条缝。
我凑到她耳边,把声音放得又轻又柔:“我们是来帮您办新身份证的,不麻烦,您轻轻睁眼就行。”小包在旁边举着相机,手稳得很。等录完指纹、拍完照片,我们脱了防护服才发现,后背全湿了,汗顺着衣摆往下滴,衣服贴在身上黏糊糊的。
还有一回,赶上幼儿园报名,大厅里满是着急的家长。一对小夫妻抱着厚厚的材料冲进来,脸都白了,说话语速快得像机关枪:“警官,我们要迁户口!幼儿园报名就快截止了,要是没赶上……”话没说完,男士就把申请材料往柜台上递。
可打开材料一看,我们俩都犯了难。产权证上的地址是新改的名字,我们的户籍系统里还没同步更新。按常规流程走,等系统更新完,幼儿园报名早结束了。小夫妻看着我们的表情,眼神一下子就暗了,女的眼圈都红了。
“别慌,我们想想办法。”小包先开了口,一边安抚他们,一边掏出手机给地名办打电话核实,确认产权证地址为最新版本,按照现行规定无需补发门牌证。眼见常规流程受阻,我和小包迅速调整策略,她与地名办进行沟通协调,恳请地名办出具地名变更的证明;我积极联系社区、街道和分局业务部门,尽快更新新的地名信息。
等待审批的那几天,怕小夫妻着急,我们还时不时跟他们说句“进度在跟,放心。”
双管齐下,总算赶在报名截止前一天,把户口迁好了。小夫妻拿着新打印的户口本,手指反复摩挲着页面,一个劲地说“谢谢”,那股子松了口气的模样,我到现在还记得。
其实做户籍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多是群众的“急难事”。可能是ICU外的一张身份证,可能是学校报名前的一次户口迁移,也可能是为特殊人群的一次上门服务。我和小包总想着,能多跑一步,群众就少一分难;能多协调一次,他们就少一分慌。
我们这“搭档”的情分,不单是工作上的默契,更是心里都装着群众的难。把每一件“小事”都办扎实,把每一份急盼都放在心上,日子久了,倒也成了户籍窗口里最暖的光。
(讲述人:任爱国,现为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湖墅派出所户籍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