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掌握不同群体背后的真实心态,并且针对性地去找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共识部分加以沟通引导,是帮助我们处置好各类突发舆论风波的关键。当下,各地各部门都似乎过于关注来自意见领袖、网络大V的言论,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情:不是意见领袖影响了舆论走向,而是因为意见领袖迎合了某个特定人群的集体意志,而成为了意见领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关注重点从意见领袖言论的“点上分析”慢慢地转换到对其背后特定群体思想、心态、立场的“面上分析”上,进而找到可以引导他们更加客观、更加全面、更加冷静参与话题讨论的路径。
这才是应对接下来舆情信息传播日益隐蔽、社会心态负面加剧转变、舆情“洁癖”反噬增加、群体争论对抗加速蔓延、舆论工作能力短板凸显等方方面面复杂难题的核心素养之一。
比如,最近针对河北邯郸初中生被害案的网上舆论,我们需要从一些网络大V、意见领袖、营销账号表现出强烈希望“杀人偿命”“法律判死”等表面言论去分析背后声援支持群体的集体意志,这才是有效处置这场舆论风波的关键前提。以此,我们可以发现,网上之所以表现出强烈声援态势的背后,是整个社会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部分法条亟待修改的迫切民意,而这才是我认为可以化舆论戾气于无形、促舆论力量于动力的关键。
再比如,央视记者在河北三河爆燃事故现场采访遭拦这事,我们也可以发现,网上之所以出现大量声援部分网络大V、意见领袖、营销账号质疑当地阻拦的声音,深层次原因是此前一些地方政府以稳控思维处置突发事件的错误方式已经蓄积起了一股强烈的不满民意,而舆论声援的背后,其实是想让更多的地方政府改变这种错误的惯性思维,而要去学习互联网舆论全新形势下的积极主动应对方式。
这些现实发生的一桩桩案例都在告诉我们:舆论场生态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正在从网络大V、意见领袖、营销账号的以人为中心的讨论模式,逐渐转变为以事、物为中心的更加具象化的讨论模式,我认为这可以视为舆论场日趋成熟的表现。
事实上,主导舆论的影响力并不是由一小部分意见领袖完成的,而是由他们背后代表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群体利益、不同价值追求的一个个不同群体完成的。如果哪一方的意见领袖在舆论博弈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就说明这个意见领袖背后的群体具有更强大的集体意志,并且已经成功地转换成了舆论的主流意志。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的舆论时期,意见领袖的群体分布也会出现不同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在开展处置工作的时候,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技术性手段,以避免因为争论加剧、意见相左而产生互喷、互怼、互攻的偏离问题。往小了说,这是成功处置舆论风波的关键;往大了说,这是做好网络综合治理的法宝。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形态出现了向“哑铃型”演变的倾向和苗头,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意味着极端不良思潮可能已经出现,持有中性、温和观点的声音在不断下降,而走极端化的却在伴随上升,如果不能加以针对性疏导,就会在思想层面造成不良影响,并会对现实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一是要有意识地区分好参与舆论讨论的群体特点。以动机和目的性区分,网上参与话题讨论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利益群体、围观网民、权威媒体、商网平台、营销动机群体这五类。比如利益群体,会处于利己本身而对信息进行“再加工”按照最能让自己赢得舆论声援的样子呈现;再比如商网平台,会出于商业逐利的本身,在转载援引的时候对新闻标题、内容援引时进行“更能吸引眼球”的方向加工。这些都需要处置部门提前做好筛选,为后续情况通报等处置工作做好准备。
二是要针对性地把握好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对抗。因为受到身处立场、生活经历、工作阅历等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群看待问题、得出判断的标准往往也会不同,双方都在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也就难以分出“谁对谁错”“谁黑谁白”。也就是说,对错其实是反对关系,而非矛盾关系,而一旦我们陷入这样的惯性语境,就会不自觉地给那些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群贴上“异己”“异类”这样的对抗标签,最终导致网络舆论一步步走向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偏离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在处置舆论风波时,要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好不同群体可能产生的争论点和分歧点,并加以有针对性的淡化处理,来避免这股群体对抗情绪加剧之后而衍生出的舆论戾气。
三是要进一步地分析出集体意志言论的激进程度。从网络综合治理的角度上讲,让不同群体的观点表达尽可能地呈现出中性、柔和、温和的特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工作目标。这就需要处置部门能够从网上言论的情绪特征、倾向特征等方面分析出其背后特定群体集体意志可能出现的激进苗头,进而再去做好更富有针对性的化解工作,这是我认为在当下复杂舆论环境下可以起到“标本兼治”效果的工作方向,也是值得各级宣传部门思考的问题。
下一步可能会面临的五大舆论风险:一是舆情信息传播的“摩斯代码化”倾向将越发凸显。比如镜像文字、旋转文字、异形代码、谜语梗、音频输入、AI转换。二是社会心态负面转变加速,将诱使矛盾线上转化大幅度增加。比如:孤立事件热点化、社会事件政治化、正面宣传“负面化”等等。三是因舆情“洁癖”诱发的反噬性舆情矛盾将更为突出。四是因群体争论、立场分歧而造成的群体对抗舆情化解将成为一道难题。五是舆论工作部门能力短板与大环境下的要求矛盾将更为显性。比如涉网舆论工作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国企单位之间的能力差距将越来越大。
面临这样的严峻形势,提前转变工作思路、提前找准工作方向、提前补足能力短板,会显得更为关键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