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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大资本驱动下的智库异化——以欧美智库发展演变为鉴

2017年07月24日 14:55    来源:微信号光明智库   作者:谢华育 杨亚琴 李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把握“三个体现”,即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基本路径和主要着力点。如何坚持中国特色,避免简单套用欧美智库标准,是值得智库界深思的重要问题。在当前的“智库热”中,要清醒地看到欧美智库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大资本驱动下的智库异化现象,以此为鉴,警示中国智库的发展。

  从独立走向异化:欧美智库发展的三次浪潮

  西方智库一直以“独立性”标榜自己,表现为智库的非营利性导向、公益性宗旨以及研究观点的客观中立性。然而,智库的独立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旦条件丧失或者发展环境变化,智库异化现象便随之而来,可以说智库异化源于智库独立性的逐步丧失。观察欧美智库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夹攻下,智库正因逐渐丧失独立性而走向异化。

  欧美智库的独立性产生于资本与权力的对峙。20世纪初,涌现出不少至今为人称道的智库典范,如布鲁金斯学会、查塔姆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这些智库在创建初期,多以超越权力和资本的公益理念作为发展宗旨。

  这一阶段,智库的独立性首先体现为财务独立,布鲁金斯学会最初的运作资金来源于创始人罗伯特的慷慨解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首批运作资金是安德鲁投入的1000万美元,之后不断收到许多无附带条件的捐助,经费保障使得智库研究者能心无旁骛地开展科学研究,而不为其他政治和经济势力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美国还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布鲁金斯的进步主义理念,还是卡内基的世界和平理想,体现的都是逐步壮大的资产阶级希望强化自身在公共问题上的话语权,希望阻止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在资本与权力对峙过程中,智库独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其主张也反映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公众利益。

  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使第二拨智库的发展开始偏离独立性。二战前后,无论是欧美政府还是企业,都意识到战争废墟掩映之下的巨大利益,资本与权力开始走向结合:权力需要资本为自身实现全球霸权服务,资本也乐意从服务权力中获取利益,两者一拍即合,在实现全球秩序重建过程中找到了共同利益,这时成立的代表性智库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等。当美国政府为实现全球霸权进行布局时,企业研究所和兰德公司都把研究领域聚焦在国家安全上,并在研究中把自身利益与政府全球扩张计划高度结合,兰德公司的成立直接源于美国空军委托给道格拉斯公司的一个研究项目——兰德项目。与第一拨老牌智库相比,第二拨智库在财务运作上更多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投入,直至2016年,兰德公司从政府获得的委托研究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87.1%,其中来自美国空军、陆军和国防部等的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52%。这一时期智库开始偏离独立性,研究方法上的客观科学成为其独立性的主要标签,如兰德公司以其量化的研究方法极大改进了公共政策效果,但是价值取向的公益性和财务运作的独立性已被搁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大资本驱动下的欧美智库正在逐步走向异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冷战的僵持阶段,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困境,欧美国家笼罩在强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大企业大资本急切地希望用西方传统价值观和自由主义主张影响政府决策,要求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关注它们的利益,资本试图以新的工具影响乃至支配权力,第三拨智库由此应运而生。与第一拨智库比较,第三拨智库远没有那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公益理想;与第二拨智库比较,第三拨智库也没有那种科学客观的研究态度和专业方法,而更热衷于强化和传播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运作方法看,这一时期的智库善于公关和营销,热衷于在短期内迅速炮制各类智库产品和短期议题,它们通过媒体影响选民,会把观点浓缩后向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兜售。它们还会把自己的前雇员或实习生安置在政府部门或国会的职位上,以便当这些人获得政治权力后,更易于施加自己的影响。它们通过直邮筹款的方式,扩大资金来源,不会因为顾忌智库的非营利性质而讳言对资金的渴望。西方学者把这一类智库称为营销型智库,在它们身上,已难以找到智库和利益集团的区别。如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用炮制的经济自由指数给世界各国打分,以统一的标准打量世界各国,并乐于对其说三道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智库的异化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如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收受日本驻英使馆捐款,渲染“中国威胁论”,为迎合西方国家中东战略,吸引资金宣扬“反伊斯兰”观念,这类事件比比皆是。一些智库甚至直接充当政治利益交换的工具,帮助别国政府结交本国官员,以此收受好处。早在2014年9月,《纽约时报》就曾发表过调查报告,从大量数据和谈话记录中发现,有28家美国智库参与了国际利益输送,涉及金额高达9200万美元,其中就包括以“独立性”自诩的布鲁金斯学会等顶级智库。这在当今西方国家并非个案。诸多号称不受制于权力与金钱,公正、客观、独立的西方智库,已发生变化,在强大的生存竞争法则下,许多智库已把自身的发展壮大,嫁接到为特殊利益集团甚至境外利益集团提供专业服务上来,在权力博弈中不遗余力地为其抢夺话语制高点,这些黑幕无疑彻底颠覆了对智库独立性的传统理解。

  纵观欧美智库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与权力从对峙走向结合,进而紧密合作,许多欧美智库背离公益理念,丧失财务运营上的非营利性,背弃了研究的客观公正,走向偏离独立性的异化轨道。



责任编辑:仇海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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