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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的标签化和破解之策

2017年05月02日 10:14    来源:微信公号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   作者:祝华新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中,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反面人物祁同伟忽然引起部分网民的恻隐之心。剧中祁同伟拒捕,喊叫着“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审判我!”饮弹自尽,这位以身为棋、渴求“胜天半子”的男子,终于为世道所不容,令人扼腕叹息。

  出身寒门的祁同伟,凭借自身努力考上汉东大学政法系,当上学生会主席,本以为知识和吃苦耐劳可以改变命运。不想因为一位副省级领导的女儿追求无果,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乡镇司法所当助理,在缉毒行动中身中三枪,立下大功,却依然无法走出深山。从白发苍苍的老所长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祁同伟回到汉东大学,在校园操场上惊天一跪,当众向这位副省级领导的女儿求婚。从这一刻起,这位农家子弟的自尊被粉碎,命运却峰回路转,一路得到关照,官至省公安厅厅长。有网民称,从祁同伟身上,看到的是草根遭遇权贵阶层的残酷“碾压”,心有戚戚焉。

  然而,不能因此无视祁同伟的违法乱纪。他与“富姐”勾兑权色钱,侵吞国家资产;把亲朋好友都违规安排进公安系统,一字不识的人也当上了辅警;让轮奸女性的罪犯逍遥法外。为了避免暴露,他指使人制造车祸,陷害了反贪局局长。祁同伟的身败名裂是咎由自取,寒门子弟的身份,不能损害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也不是践踏道德底线的借口。

  “罗宾汉情结”和网上“黑五类”

  在舆论热点中,不少网民表现出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对于执法者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与此同时,也有网民习惯于将特定的个人归入某一类人群,给予无差别的同情或鄙视,例如,摊贩必定是受城管欺负,警察必定是草菅人命。网络舆论呈现出“罗宾汉情结”,对五类传统的弱势群体给予深切的同情,包括被下岗工人、农民工、被强制拆迁的业主、摊贩、访民;网上还有“黑五类”一说。在现实生活中,五类相对强势的群体被妖魔化了,包括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教师。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强势群体欺负弱势群体的现象,但是否在每个地方、每个场合都像网上渲染的这么严重?

  湖南临武县果农邓正加在县城卖瓜时与城管发生冲突,“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网传死者倒地前遭城管持秤砣重击头部。涉案城管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几个月后,秤砣再次出现。在四川南充,卖菜的小摊贩夫妻用秤砣砸昏了一名城管。这说明,城管的暴力执法和摊贩的暴力抗法都有存在,但有关邓正加之死的报道和帖文铺天盖地,而有关南充菜市场冲突的报道和帖文却少之又少。

  在城管与摊贩关系这一问题上,一些网民、媒体和网站往往选边站,不问是非,只问善恶,而且善和恶都是长期受网络偏激情绪所浸润渲染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种“刻板印象”,在匿名发帖、网络社区密切交流的情况下,让负面情绪交叉感染,轮番放大,容易产生“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倾向。

  2015年在网上沸沸扬扬的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暴力袭警事件中,中年乘客徐纯合酒后肇事、袭警,危害公众安全,被警察一枪毙命。网传徐纯合家境极度贫困,带着一家老小坐火车到北京上访,在火车站遭遇基层干部截访,所以才迁怒于其他乘客,阻扰众人上车,从而与警察发生冲突。“访民”和“截访”是网络舆论的痛点。据媒体报道,就在国家信访局门口,还发生过地方信访干部非法拦阻、羁押访民,导致访民非正常死亡的恶劣事件。徐纯合被贴上“访民”的标签,被打死就引起了舆论的义愤。如果有关部门第一时间晒出徐纯合一家的火车票(庆安到辽宁金州),网民的心态会冷静得多,因为黑龙江人不可能跑到邻省去上访。去标签化,就事论事,避免社会转型期的深层矛盾在某个地方的个案中转移、聚焦和发酵,避免刺激民众的敏感神经,是舆情应对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

  不问是非,只问善恶?

  近年来,我们多次遭遇过网络热点事件的过度联想和过度解读。还记得2010年的药家鑫案吗?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倒餐饮店帮工张妙,怕伤者纠缠,连捅八刀致对方当场死亡。张妙家一贫如洗,而网传药家鑫的父亲是军代表,在西安有4套住房,有能力干预司法。这样,药被贴上了“官二代”“军二代”的标签。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案,一时间似乎变成了两个家庭、两个阶层之间的对决。甚至有网民断言:“药家鑫和法律,药家鑫和中国,只能活一个!”

  实际上,药父原在一家军工企业任工程师,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并非身居要职,事发时已退役;住单位无产权证房,面积108平方米,并非网传200平方米以上,也没有四套房。药家鑫父母对儿子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感到气愤和痛心,对遇害者及家人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愧疚”,最终得到了公众的谅解。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而药父愤然起诉当初在网上散布谣言、名誉侵权的人。

  在2009年5月杭州“欺实马”事件中,肇事者胡彬驾驶改装后的三菱轿车,违章飙车时,撞飞了经由人行道横穿马路的科技公司职员谭卓,致其当场死亡。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车速在70码(公里)”,被网民怀疑袒护富家子弟而闹得物议沸腾。胡彬的富家子弟身份,谭卓的平民家庭出身、浙江大学毕业的背景,都在网上被无限放大。时任杭州市市长的蔡奇批示:“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市交警支队要很好分析,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违法超速行车。对肇事者要依法严处。”鲜明的态度,弥补了“欺实马”在公众心头留下的疑窦,修复和提振了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2009年6月发生在南京江宁区的严重车祸,肇事司机张明宝醉酒驾车导致五死四伤,还不包括一位孕妇腹中的胎儿。张明宝是个体施工队负责人,车主是江苏省检察院一名副处级干部。记者找到这名干部时,他随口说了一句:“肯定要赔的,他是做生意的,应该能赔得起。”这句话被认为是检察院干部替小老板开脱,蔑视群众生命,被网民痛骂。时任省检察院检察长第一时间召开媒体通报会,表示检察院高度关注和重视此事,并让这名副处级干部介绍有关情况,谴责张明宝肇事,表态全力配合调查。这位检察长了解网民的敏感心理,安排迅速澄清事实,让检察院从舆论的漩涡中抽身。

  过度解读背后是“集体焦虑”

  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老百姓有各种利益诉求,需要借助互联网进行意见表达。在热点舆情个案背后,是公众对社会深层矛盾内心的“集体焦虑”。

  2010年12月,有18名复旦大学“驴友”在暴雨之夜被困黄山,一位队员向在上海的二姨夫求助,打110报警。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安徽和黄山三地警方联动,救出了这18人。网民猜测,此人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神秘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市委常委。其实,“二姨夫”只是一名普通下岗工人。《人民日报》评论就此作出冷静分析:“二姨夫猜想”,只是众多热点公共事件的一个侧影。在这些事件中,公众心里有一根弦始终紧绷。大家对事件背后的人际关系、权力影响、可能存在的潜规则保持高度警觉,有时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一些领导干部行为确实有失检点,以权谋私现象的确并不鲜见。不少情况下,上海的“二姨夫”只是在替另外某个地方的“二姨夫”埋单,而不能怪舆论戴着“有色眼镜”。

  毋庸讳言,像祁同伟这样的荧屏形象,在观众和网民中引起情感波澜,与当前社会流动缓慢、阶层固化有关。原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说过:“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即使大学毕业,很多学业不错的年轻人面对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也难以安身成家。当前迫切需要拓展年轻人的就业和创业渠道,特别是多提供互联网平台上的发展机会,增强弱势群体的民生保障,才能让人心回暖,从而釜底抽薪,消解网上的戾气。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曾经呼吁:“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当贫穷出现代际传承,我们当警醒。给‘田舍郎’辟一条上升通道,给穷孩子许一个可期的未来。青年有梦想,中国有希望。”

  

责任编辑:仇海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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