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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析:传销背后的社会困境是什么

2017年08月24日 16:12    来源:微信公众号舆情管家   作者:中正舆情   

  近日,李文星找工作被骗进传销身亡,在网上造成了巨大舆论风暴。一时之间,大有要将传销剥皮抽筋之势,不经让人想起当初徐玉玉案之后整顿电信诈骗,魏则西之后整顿百度竞价……

  舆情概叙

  8月2日,李文星被骗进传销身亡的消息见报。据报道,李文星,今年23岁,出生于山东德州农村,去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但之后始终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他计划在北京报个IT班学习Java,之后找个IT行业的工作”。

  5月15日,李文星完成学习,开始在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平台投简历。最终,他拿到了一家名为“北京科蓝公司”的Offer,两天后到天津滨海高新区软件园报到就职。

  不过有媒体指出,所谓的“北京科蓝公司”是一家冒名招聘的“李鬼”公司。该“李鬼”公司涉及到传销。

  亲属透露,到达天津后的李文星,态度开始冷淡并频繁失联,从不借钱的他半个月借了三次钱。7月8日,他给家里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对妈妈说“谁打电话要钱你们都别给”。7月14日,李文星的尸体在天津静海区被发现。

  舆情发酵

  8月3日,人民网发布《大学生李文星溺亡疑云:入职6天借钱当“老板” 之后发生了什么?》;

  8月4日,新浪专栏发布《大学生求职者李文星死了,诈骗分子还活着》

  8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布《记者卧底手记:传销组织中大学生占比达80%》;

  8月5日,央视发布《媒体:盛行多年的传销骗局有哪些新“变种”?》;

  8月6日,央广网发布《Boss直聘陷传销骗局 部分主流网站仍存虚假招聘》;

  8月6日,央视财经发布《大学生误入传销溺亡!天津下死命令:20天取缔非法传销》;

  8月8日,澎湃新闻《静海传销生意:打车、租房与“捞人”的利益共生链》

  8月9日,新京报发布《天津静海出动6000余人打击传销 对窝点断水断电》;

  8月9日,中青在线发布《李文星生前误入的传销组织“蝶贝蕾”被抓了9个头目!》;

  8月10日,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官方发布道歉信,回应名校毕业生李文星在其平台遭遇求职诈骗误入传销组织殒命一事。

  8月11日,中国青年报《招聘网站仍有“挂靠”漏洞 BOSS直聘发道歉信称增加审核认证》;

  南派传销VS北派传销

  北派:异地邀约,吃大锅饭,睡地铺,集中上课洗脑,以三商法、五级三阶制(有的叫六级四晋制或日式级差制及其类似的制度,代表制度有超越制、回归制、出局制等)为制度,必须硬性地交纳入门费,以取得加入资格,一般有2800、2900、3200、3800、3900元(包括所有3000左右)等,打着网络营销和人际网络以及直销的旗号,鼓吹只要简单地发展两个(连 锁 销 售是3个,几何倍增)下线,两三年以后可得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回报。这些都是北派传销,北派传销条件比较恶劣。(搜狗百科)

  南派:南派传销就是以南宁为中心‘连锁营销’、‘纯资本运作’模式,以自愿为主,他们并不限制人身自由,还用返还部分“入门费”等方式给予上当者更多甜头。事实上,这与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传销模式相去甚远,人们更容易轻信,非常具有迷惑性。(搜狗百科)

  澎湃新闻:南派传销的兴起意味着传销进入2.0时代:打着“国家项目”、“政府扶持”、“资本运作”等旗号。该阶段传销以“1040工程”最为知名。“这时期的传销没有任何实物,就是玩概念。”凌云指出,辅助这些“概念”的重要手段是精神控制,“用高强度的洗脑取代传销1.0时代的限制人身自由。”

  腾讯新闻:近些年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南、北派传销反思自我、互相学习、从对方身上找优点,比如北派传销也开始注重精神控制,放松人身限制,一个陷入“蝶蓓蕾”的传销新人曾介绍:“不是硬性绑架,也没有人身伤害,只是前一个星期必须待在家里。你交了钱后,组织就会慢慢认为你是自己人,把手机还给你。”

  而南派传销内部也常常反思“手段不够雷霆”。所以,也常常看到,即使在南派传销的大本营广西,也时有暴力传销的新闻发生。随着“北派南下”和“南派北上”,现在,除了西藏外,几乎每个省都有南、北传销的分布。

  解决传销的难点

  1.人数众多。传销组织,大部分的状态是死灰复燃和死而不僵。因为参与者众多,任何一个席卷其中的人,都可以另立山头。“蝶蓓蕾案”曾在2006年就被定义为“全国最大传销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组织也不曾覆灭。

  2.地点隐蔽。传销组织一般潜藏在大城市周边的郊区、农村,传销者和当地农民勾结的现象比较突出,警方突击检查的对象一般是登记在册的出租屋(传销组织的据点),如果有当地农民从中配合窝藏传销人员,执法难度确实比较大,会涉及天量筛查工作。

  3.执法难度。目前打击传销的执法现状,工商执法罚款难、公安抓获头目难、取证困难、移送司法机关难、法院定罪难等五大难点。另一个根除传销难的重要原因是缺乏专项经费,有些地方连对传销人员的返程救助(如伙食、车船费等)都无法落实,只能就地驱散了事,而被驱散的传销人员往往又转换地点重新聚集,继续传销,形成恶性循环。

  4.预防工作不到位。正如媒体报道,传销的受害者已经慢慢向大学生倾斜,如果在大学就为大学生做好相关知识普及工作也是一大重点。

  5.报案难。由于传销很多时候靠亲人拉伙,在道德层面绑架过甚,受害者不报案,警方很难介入调查。

  6.灰色“产业链”。一些熟悉传销的投机者和企业、通过组织传销活动骗取资金的“老总”做起了多种传销“产业”,围绕传销“洗脑”活动,延伸出一条涵盖旅游购物、餐饮、特供酒、光盘书籍等在内的产业链。这些传销副产品以各种方式现身在传销人员聚集区附近,不仅牟取了暴利,也能对“新人”起到有效传销宣传和洗脑作用。

  传销崛起的原因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引起社会剧烈转型,此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效率重于公平,有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被抛弃。这些人中有一大批成为“社会失落者”,毕业找不到工作、下岗、没有退休工资,而传销,就成了玩弄中国穷人的“发财机会”。

  网民观点

  房东明知而不举报者,属从犯,传销管理层已诈骗罪,绑架罪,非法集会罪论处,起底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政府再不管,这些刚毕业还没工作的大学生就都给糟蹋了!(搜狐网友@胜利海洋)

  早上看到的一则评论:魏则西死了,开始整治百度虚假医疗广告。徐玉玉死了,就严厉打击电信诈骗。李文星张超死了,终于严打传销了…希望有一天,重视与治理,不再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微博网友@屿暱)

  再不采取严厉措施,那可就要星星之火造成燎原之势了,对首恶也要杀一儆百了,这么多年了道理大家基本都明白了,该动手了,除恶务尽,不要再养虎为患了。(腾讯网友@走南闯北)

  多年以来,天津静海区都保持着对传销进行打击的高压态势。打击了多年哈哈,感觉比抗战还艰难(网易网友@洋酷头)

  舆情观察

  目前传销采取“三级且30人”的追诉立案标准,抓主要负责人,但是传销组织头目往往在国外,追捕困难,国内多为一些从“受害者”升级的“管理者”,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在《穷人》里写到,为难穷人的往往是穷人。在传销组织中也呈现了这样一个“小社会”,获利者躲在国外享福,剩下的虾兵蟹将在国内“自相残杀”,然而即使这样也有很多人“飞蛾扑火”。

  对缺乏感情的晓之以情,对有文化的人偷换概念晓之以理,所有人为了一个“目标”而艰苦奋斗着,这样的传销组织看起来既悲壮也很滑稽。然而这只是其表象之一,当这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让“受害者”变成传销组织中的一员时,暴力就成为了他们最后的手段。

  是的,暴力。当李文星的新闻曝光之时,舆论在感叹大学生殒命的同时,也对传销组织感到惧怕。原来传销离我们这么近,原来不是不抱“贪念”就可以远离传销的。如果以前网民还觉得传销是自己不去碰就不会出事的“毒品”,那么现在网民已经清楚认识到了传销“暴力”的一面。

  那么为传销提供“方便”的求职平台又该如何管理呢?即使魏则西事件为社会敲响了警钟,但是理想的监管方式和真实的信息仍然离网民很远。

  我们已经很难考究,究竟是因为资本一开始就选中了大数据,还是大数据的兴起孕育了其背后的资本,但是很显然大数据和资本方并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零界点。

  对普通网民会产生很大“蝴蝶效应”的数据,仍然是资本方手里赚钱的工具,除了“蛮横”的用其赚钱之外,在大数据的转型上也是令各方企业头疼不已。于此同时,“靠山吃山”的运营方式仍然制造着更多“悲剧”。

  此外,在监管方面,面临的恰恰又是数据的缺失,监管部门以及相关法律并没有成熟的条例,或者仍然没有找到应对目前困境的有效监管之策。传销到现在已经出现互联网化趋势,“病毒”都已经变异,但是我们的“疫苗”又在哪里呢。

责任编辑:仇海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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