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高红十

    又到“6·26”了。

1987年，联合国第４２届大会通过第１１２号决议：每年６月２６日为国际禁毒日。笔者从1989年开始采访禁毒，倏忽已20年。

　　记得第一次采访禁毒，主管领导送笔者一个漂亮的傣族筒帕时说，回去写内参可以，公开见报不行。笔者据理力争，天真地认为，只要加强宣传，加大“三禁”（禁种禁贩禁吸）力度，毒品在我国会有禁绝的一天，新中国成立不就禁绝了么？！

　　20年当中，笔者三走昆（明）畹（町）线，采访过被誉为“十大杰出民警”的施甸县公安局缉毒队长陈新民———真名示人的当下他就废了，不可能再干化装侦查的主业；也采访过仍在办案一线荣立一等功的阿祥（化名）；更走了不少收押吸毒人员的场所。1989年，禁毒条例还没出台，笔者在云南芒市看到临时建起的戒毒所，围墙砌高，高树砍低，脸色灰白的吸毒人员蹲在低矮的树桩上。笔者纳罕：蹲在那点会比站立地上风景好看么……后来，走过西安市碑林区戒毒所、延安戒毒所（还没从看守所分出）、北京太阳宫戒毒所、庐山脚下九江市戒毒所；直至2005年春天走进号称全亚洲最大戒毒所———昆明市公安局长坡戒毒所。

　　自以为曾经沧海的笔者为长坡所众多的吸毒人群惊愕。有民警讲述，房间不够住，500名吸毒人员睡在半露天的地上，睡在其中的他整夜难眠。采访完女吸毒人员，笔者把她坐过的板凳搬靠墙边。没提防女管教呼啸飞奔而来：放下！记者莫动她的东西！女管教事后说，她们有性病（包括艾滋病）。

　　中国政府和中国警方付出巨大人力财力甚至生命，结果是缉查毒品数量、人员逐年增加，毒品花样不断翻新，吸食毒品的人数不断增加，过百万不止吧？政府和人民都不愿看到的这个“兴旺发达事业！”

　　这是一场人与人的战争，人性与人性的战争。如果没人吸毒，种和贩的链条统统瓦解。可怎样让人不吸，让吸的人从万劫不覆深渊中爬出？笔者很想知道，有没有仪器能记录下吸毒者吸毒时的欣快感，瘾发作的极度痛苦和走出戒毒所对毒友和毒品的渴望———人性之悲啊！悲哀，悲凉，悲惨！贪婪，沉溺，不自知不自制，没有战胜心瘾的坚持和毅力。人类能在火星上翻土找冰，却无法除去吸毒者心中的土和冰。

　　以至于禁毒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官方，需给一部分人提供低毒（美沙酮）替代戒毒，如同给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两害相权取其轻。

　　笔者曾经不无悲观地问过阿祥，你们如此玩命卖力，现实是贩毒和吸毒的人并未减少，你咋个看？

　　阿祥肃着脸说，我们不做会更多。几年前办案，隔着边界看到大片罂粟花，现在过界走好远，走进深山才看到花。

　　也对。我们不做会更多！人，总是近君子远小人，近香花远毒草，近法律远犯罪。很难想像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会去娱乐场所磕药high；让我们做点什么，每年做点什么，长期持久地做点什么，让人性之悲由悲哀、悲惨、悲凉，变得悲怆、悲壮，甚至悲喜。■

（题图摄影：于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