涞源民警资助入学的孩子。

衡阳大火中的消防战士。

本报记者孙宝叶随长漂队采访时在金沙江最险处———虎跳峡。

八年前的《人民公安报》还被民警们精心保存着。

　  1采访长漂的收获

　  □本报记者孙宝叶

　  1986年我参加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活动。当时作为《人民公安报》的记者能成为随队的惟一一名女记者，是因为漂流队里有14名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他们承担了所有险滩的踏勘、接应和全队的安全保卫工作，另外漂流队里四名女漂流队员中有三名是公安民警。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从青藏高原到长江入海口，在历时半年的采访中，在那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中，我和公安民警、武警官兵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漂流队每遇急难险重之时便有他们顽强的身影；途中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便有他们的援助之手……从他们特别是那些藏族武警官兵身上，我读懂了什么是果敢、坚韧、隐忍、奉献……可以说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长漂的最后成功；没有他们的援助，就没有我的采访任务的顺利完成。

　　记得进入金沙江后，踏勘、接应队员分组行动，我跟了第二组，负责卡冈滩的最后踏勘、接应工作，这一组路途最远、最险。卡冈位于四川白玉县境内，隔江西邻西藏贡觉县。要骑两天马，翻四座海拔四五千米的大山，到江边还有一段奇陡的下山路及一段近百米的悬崖绝壁。在大城市长大的我，平生第一次骑马、第一次遇到这样险恶的环境、第一次在随身携带的食品吃完了后完全靠糌粑裹腹……我们这组有一名藏族武警战士叫泽郎，是甘孜藏族自治州武警支队三中队的战士。因为汉语说得不流利便很少讲话，到江边要下陡坡，他无声地把我身上的背包拿下来加到他的背包上。下到江边，近百米的悬崖绝壁横在面前，过了这段悬崖就到了卡冈滩下游的接应位置。泽郎自告奋勇先去探路，只见高高大大的他攀起绝壁来很灵巧，像壁虎。一会儿泽郎回转来，说只能从这里过。泽郎再次把我的背包背上，拉着我踏上绝壁。听着脚下卡冈滩的咆哮声，我紧张到了极点，手脚并用仍觉不够使。有几处根本没有下脚处，又是泽郎挪到下面更危险的地方，还要腾出一只手来托住我的脚。那段百米悬崖路令我终生难忘。

　　在金沙江最险要的虎跳峡踏勘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山体滑坡堵了本可通车的七公里山路，步行进峡后，到江底还有200多米倾斜度约80度、长满荆棘和野草的陡坡。藏族武警中队中队长木呷遇到没处落脚的地方干脆把我拎起来，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

　　在茫茫崇山中食品短缺的时候，藏族武警战士会把他们舍不得吃的食品罐头送给我；到上海宝钢那天遇到八级大风，橡皮船无法靠岸，船上的人只能在防护大堤下借巨浪托起的瞬间被堤上接应的人拽上岸，在危急关头，负责掌舵的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的刘辉（后在工作岗位上追捕犯罪嫌疑人时中弹牺牲）大声说道：“让孙记者先上！”

　　长漂过去快20年了，尽管时过境迁，但那份感动一直充溢在心头，每每忆起仍觉眼眶发酸、喉咙发哽，因为他们对我的援助都发生在危急时刻甚至是生死关头，又都是以将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境地作前提。从那时开始，我的心灵深处就埋下了公安情结，且这种情结一直延续越聚越浓。

　  2 难忘暗访

　  □本报记者梁悦林

　  人的一生都有难以忘却的往事，在我的记忆长河里，至今挥之不去的仍是在《公安内参》的那段日子，一次次暗访的感受。

　　在整个公安工作中，派出所工作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内部管理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安机关的形象。《公安内参》创刊半个多月时，我萌生了写一篇有关这方面报道的念头。暗访点选在河南、湖北交界同叫孟楼的两个派出所。2003年4月16日，我驾车百余公里赶到距河南省邓州市孟楼派出所一公里处，将车停在路边后，我装扮成一报案群众走了进去。派出所整洁的所容、井然有序的内务以及所长和民警们热情的话语着实出乎我的预料。暗访完该所已经是下午1点42分，我钻进车内啃了块自己带的面包，又匆匆来到与之相距仅千余米的湖北省老河口市孟楼派出所。

　　此前曾获悉，湖北孟楼派出所规范化建设起步较早，而且是多年的先进所，因此想像中应该比河南的孟楼所工作更好才是。然而暗访结果却让我吃惊：院内杂草丛生，户籍室、档案室、办公室乱七八糟，所长连辖区有多少个自然村、发生刑事、治安案件数量都说不清。

　　对两个孟楼所的暗访结果，令我坐立不安：同叫一个名字，近在咫尺，可为什么在内部管理上反差这么大？内参记者的责任感促使我连夜赶写了《同叫孟楼派出所为何反差这么大》的暗访报道。5月14日在《公安内参》刊发的当天，周永康部长作出重要批示，次日白景富副部长批示，要求以治安管理局的名义将此文转发县、市、区公安机关。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转发全文的同时，要求湖北省公安厅派人调查，限期整改。值得欣慰的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湖北、河南两省公安机关都以这篇报道为契机，不断加大规范化建设力度。如今的湖北孟楼派出所面貌焕然一新；河南孟楼所则更是从细微入手，形成“孟楼效应”，使邓州市31个派出所较短时间内成为全市基层的亮点。

　　正值非典时期的2003年6月1日，内参部领导指派我针对“五条禁令”实施、“大讨论活动”的开展以及《公安机关窗口单位服务规定》的落实情况，赴陕西省的基层派出所实地访查。受非典影响，出行极为不便。我借了一辆车，雇了一名司机同行。6月2日至6日五天时间先后暗访了华县、商洛、丹凤、商南、西安等五个县市的部分派出所。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实情，在访查中，我没有在这些公安机关吃饭住宿。出行时司机忘记带身份证，而非典期间旅馆登记手续格外繁多，一连两个晚上他都在车上度过。作为内参记者，生活上吃苦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访到“原汁原味”的事实。在陕西五天的所见所闻，让我深感不安：有的基层领导居然不知道当前公安工作的中心任务，有的单位在贯彻执行中大打折扣，这种现状公安部的决策者们知道吗？我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赶写出那篇《公安部部署的工作，为啥在这些地方难以落实？》的访查记。文章刊登后，周永康部长就该文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门脸，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6月15日，全国派出所内务整顿工作全面展开。看到暗访报道产生的效应，记者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3 涞源之行

　  □本报记者郭光华 秦友友

　  七年前的岁末，我和摄影部主任秦友友“奉命”去河北省涞源县公安局采访。那天清晨我刚到报社，领导就通知我马上出发，没做任何出差准备的我，就这样急匆匆地赶往涞源。

　　涞源县是河北省贫困县之一，但涞源的公安工作却不落后,而且民警们还把扶贫济困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由于采访时间有限，我们连夜赶往第一个采访地点。深冬农村的夜晚漆黑一片，恰巧那天还没有月光，下了车，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这个村庄坐落在公路下面的深沟里，汽车无法开进去，只能步行。出发时没有准备，我穿的鞋子还是早晨上班时的高跟鞋，这时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夜像墨一样黑，我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两个民警架着我往下走，跌跌撞撞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终于到了较为平整的地方，前方也有了微弱的灯光，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一个农家小院。

　　院子不大，屋内炕上坐着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环顾四周，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主人见我们来了，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左邻右舍的村民也赶了过来，这时我身上才有了暖意。

　　这户人家在村中原本还算过得不错，由于主妇患重病，才负债累累。这对夫妇得到了保定市传染病医院的帮助，但终因无力继续治疗而出院。在此医院工作的涞源县公安局政委董建国的弟弟提及此事，立即引起了董政委的重视。尽管当时涞源县公安局的民警们也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但他们仍向这对夫妇伸出了援助之手，仅两天就捐资2000多元，治好了主妇的病。不仅如此，涞源县公安局段局长还表示，以后每年资助100元供他们的小女儿上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前往距涞源县城50公里以外的东坡村，那里到处是黄土山，汽车在黄土地疾驰，车后扬起漫天黄尘，一路过来，我们就没有看到任何绿色植被。山民都散居在山里，家家住的都是低矮的土屋，惟有一排新建的大瓦房分外惹眼。那就是公安交警希望小学，是涞源县交警大队出资3.5万元建成的。村民们告诉记者，过去的小学校年久失修，许多村民担心砸着孩子而不让孩子上学，不少孩子辍学在家。若非交警们帮忙盖了一所新学校，他们的孩子就要失学了。建校期间，交警大队大队长王玉玺多次到工地查看，交警们只要没有任务时，就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这次前来，民警们也没有忘记带来铅笔和练习本发给孩子们。我们回到县公安局时得知，迄今已经有三名受到民警资助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4 “别无选择”的震撼

　  □本报记者石丽珊 刘志刚

　  湖南衡阳“11·3”特大火灾的遮天浓烟和灰尘已经散去，但是，那一次采访对我们心灵的强烈震撼，却永远是刀刻般真切而鲜活。那是对掩埋在坍塌废墟下面20位烈士的永恒怀念。

　　这些烈士是一群普通人，也正因为这普通，才更加凸显出人们对其生命逝去的震撼。在没有成为烈士之前，他们也如我们一样普通。但他们又是与我们不同的，面对火场，作为一名消防员的任务就是冲上去，把火灭了，别无选择。

　　我曾经四次来到火灾现场废墟处采访。回字形大楼坍塌了一半，一半还黯然耸立。每一次面对这片高高的废墟，心情就非常沉重。废墟前总是围着不少人，大家都是久久地看着这个未塌的楼，表情都很肃穆，然后是默默地离去。记得一位老人见到陪着我采访的特勤大队秦志雄大队长时，一把握过秦志雄的手说：“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当时你就在火灾现场抢救。太谢谢你了。你们太伟大了。我作为一位老兵，向你致敬。”秦志雄就是“11·3”特大火灾扑救第一出动的指挥员，大楼发生坍塌时他的许多兵都牺牲了。

　　因了这种震撼，在衡阳采访的十天里，我几乎每天写稿到夜里两三点钟，甚至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白天黑夜的连轴奔波采访，加上气候、饮食的不适应，到了后来身体绝对是挺不住了。真正鼓舞我、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就是这些烈士。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说，他们连性命也没有了，我这点累和困还算什么？我尽量多让烈士的名字出现在自己的笔下，借以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衡阳采访带给我的，不仅仅是20个年轻的生命突然逝去对心灵的撼动，还有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深深思索。

　  5 羊拉，我学会的

　  □本报记者张玉光

　  已经八年前的《人民公安报》，还被民警们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找不到那张写有羊拉派出所事迹的报纸，指导员的脸上写满懊恼……

　　虽然采访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可每次提及关于羊拉的一切细节，便立即鲜活地跃入思绪，依稀恍惚却又刻骨铭心。

　　到达的当晚，天基本上黑透了。站在金沙江畔海拔三四千米的地方，不用抬头，满天的星辰就充盈整个视野。细细辨别着一颗又一颗比平原上看起来大一两倍的星星，平生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古人“银汉迢迢”“手可摘星”的感觉。天幕下的羊拉，已经完全沉浸在黑暗和寂静中。那些藏式小楼静谧极了，没有狗叫，居然也没有金沙江水奔腾的轰鸣（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山太高了），灵魂仿佛随着节奏明晰的呼吸在律动，让我觉得人和自然，比如说和眼前的星星、夜幕下的一草一木，本质的确上是一样的东西……天亮以后我才发现，海拔的抬升，不但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受，也赋予了人们如此不同的生活———

　　比如说水。守着金沙江，那里却严重缺水。无论是喝的用的，水都是靠后山上流下来的一股小溪流。这些水，只能保证人畜的基本生存需要，人们无法像身在都市的人们，只要水龙头一拧，就可以奢侈地大洗大涮。三位羊拉派出所民警，在院子里修筑了一个小小的水池，洗过菜的水，还要用来浇菜。当了解到种种关于水的细节之后，第二天晚上，睡在镇上那个最高级的小旅馆里，被子里那股浓烈得让人无法入睡的臭脚丫子味，也不像头天晚上那样无法忍受了。去过羊拉，我不会轻易嘲笑肮脏。

　　比如说闭塞。羊拉通了公路，是最近一年的事。其实公路的通与不通，依我的观察，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改变。尤其是不住在乡政府所在地的人们，出行还是得靠跋山涉水。镇上能搭班车了，可班车不是天天有。由于客流量小且羊拉公路跑不了大班车，商业运营的车赚不了多少钱，跑的车很少。羊拉派出所配有一辆北京吉普，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使用了，烧不起油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路可跑。配了车两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吉普最远的旅途就是由所长开着去了一趟德钦县城。所长对我说，羊拉公路太难开了，他的阿妈在他离开了羊拉之后，就一直在为他烧香祈祷。自那以后，他去德钦都是等班车。邮件要一两个月才来一次，电话时断时续，手机信号要到地势平坦开阔的地方才有。这还是在镇上，所长告诉我，要是在更远一点的大山中，人们要获取或向外界传递一点信息就更加艰难。有一个想把山货卖出去的藏民，曾在所长下乡时借了他的手机，爬了整整一天的山，到山顶上找信号，通话完毕，又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下山还手机……去过羊拉，再论闭塞，我不会平生优越。

　　还有，比如说贫瘠。羊拉土地稀少，种出来的粮食基本只够养活人口，由于没有更多的粮食喂养家禽，鸡卖到了100元一只。在羊拉乃至更为广袤的西部地区，因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而产生的贫瘠，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座大山。在看待落后、闭塞甚至是愚昧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对这座大山视而不见。

　到过羊拉，有一点，刻骨铭心：我们这些不在山上的人，看那些长年累月跋山涉水的人们，和他们经历的种种事件和苦难，我们不该平生优越，不能妄加评论，更无权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