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单位的内勤拿着一张“集体议案人员签字表”让一位民警签字时，遭到该民警“拒签”，理由是：“我没有参加该案的讨论，怎么签？”一来二去，当这位民警办理的案件需要别人签字时，也遭到了别人“拒签”。

　　单位领导发现这一现象后，召开了班子会，起初针对“拒签”的问题，是从民警之间要搞好团结的层面加以看待的，并拟对有关民警进行“谈话”，从而消除分歧。但经班子认真研究分析后认为：既然案件集体讨论是一项制度，我们就应该落实，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落实，甚至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一制度，而是为了应付执法检查让民警去“造”一个集体议案的记录，这怎么能怪民警“拒签”呢？当前正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何不结合实际，把活动的进程转化为发现“分歧”解决问题推动制度落实的过程呢？于是“对复杂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制度”在单位真正执行起来了。

　　然而，没过多久，有的民警又出现了“拒签”。为什么？原来主办人员并没有按“集体意见”去办，而是“另辟蹊径”！“这样的讨论岂不多此一举？”针对民警的“分歧”，经分析，有的案件并非是主办人员擅自变更集体意见，而是在立案环节集体讨论了，但因线索有限，影响了集体议案的准确性。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案情和案件的性质才明朗起来，因此也就必然改变大家最初的意见。有了这次“分歧”，提醒了大家：集体议案没有错，关键是集体议案不能与案件的进展脱离开来，而要“与案俱进”才能防止出现偏差。于是单位又完善了这一议案制度，使集体议案不再停留于某个环节，切实发挥了应有作用。

　　正当集体议案制度顺利进行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分歧”。有民警提出：我们推行案件主办责任制也好，实行集体议案制也罢，可我们的一些案子讨论没少搞，时间没少费，但到了检察机关却“卡了壳”，有的被改了定性，有的被退回，还有的干脆就诉不出去了。“我们这些制度还能坚持吗？能坚持多久？”这的确是个实际问题。为解决这一“分歧”，单位班子研究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既有集体议案的水平问题，也有公安、检察机关在法律的理解、掌握的标准、尺度上有不一致的问题。为此，单位建立了与检法和相关机构协调沟通制度，即一些重大、复杂案件的集体议案主动商请检法人员介入，并及时与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取得联系，让集体议案实现了“借脑引智”，使议案的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注：7月8月话题为《我们的奥运，我们的责任》，8月10日截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