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派出114名特警组成抗震救灾突击队奔赴四川，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宣教处副处长张建宏随警作战。

　　在都江堰市街头搭起的帐篷———呼市特警突击队抗震救灾指挥部看见张建宏时，他正忙着整理手头的宣传资料，十几盒录像带，几十份文字材料，黝黑的面色、疲惫不堪的眼神都告诉我，这七八天里，这个近40岁的“年轻人”的身体已经完全透支了。

　　时间回到5月15日上午，到达汶川大地震重灾区都江堰的第二天，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抗震救灾特警突击队接到公安部前线指挥部的命令，立即开赴灾情严重的汶川县水磨镇和三江乡实施救援。

　　这是一个救援盲区，人员伤亡情况、财产损失情况、道路交通情况，所有一切都无从得知，职业的敏感告诉张建宏，情况十分严重，这将会是一场硬仗。张建宏主动请缨，要求随第一梯队进入灾区。

　　15日中午12点40分，74名突击队员平均每人背负50斤重的救援物资和食品，徒步向60公里外的三江乡进发。由于进山的道路已经被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严重破坏，要绕行崎岖的山路才能到达，实际路程要多出30公里，而张建宏不仅比队员们多携带20多斤重的照相、摄像器材，更是担负着记录整个这场艰难之旅的重任。

　　经过1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晚上9点30分，突击队抵达了水磨镇，从老乡那了解到，这里死亡80多人，已经处理掩埋了，自救组织得较好。部队于中午到时开始了抢救，救援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老乡给队员找了一处工厂的空地休息，大伙儿的确太累了，正在队医给张建宏挑着脚泡时，张建宏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心悸，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全身的力气似乎一下子散掉了，他靠住身边的一截断墙，痛苦地蹲下身子，尽量地把身体蜷缩，再蜷缩……

　　“阵发性室上心动过速”———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先天性心脏病，事后，何涛医生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说：“这种病不能劳累，一旦犯病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后来得知，事实上张建宏在4月底已经联系好了北京的医院，准备近期住院手术，可直到出发前，他都没有把情况告诉领导和同事们。

　　第二天上午10点，前指命令突击队到三江乡去救援，由于坍塌的山体堵断寿江形成堰塞湖，惟一一条路被淹没在湖底，去那只能走崎岖的山路，一小时、两小时，一公里、两公里，后面的路远比张建宏想像中的要艰险百倍。从水磨镇下行五六公里又要经过一段几百米长、被泥石流阻断的险要地段，山体滑坡让本就崎岖难行的山路变成了一条横亘在悬崖绝壁上的天路。而头顶上不时有石块和泥浆滚下。队员们的呼吸越来越粗，步伐越来越沉，迫不得已，指挥员命令大家丢掉不必要的装备，先是雨衣、水壶，接下来是罐头、衣服，有的队员因为磨破了大腿根儿，把脱掉的短裤扔掉了。张建宏背着照相机、摄像机继续着自己的工作，跑前跑后，一趟、两趟……何涛清楚，这样下去，对于张建宏来说，每走一步都有发病倒下去的危险。

　　下午2点10分，又一次强烈的余震迫使突击队员们停下了脚步。张建宏环顾四周，低头，几百米的陡坡下是湍急的寿江，抬头，是高不见顶的山峰，1800米的海拔，几乎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行进过程中，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余震过去后，指挥员下令，快速通过危险地段。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缓慢行进。此时的张建宏每举起一次相机，就要付出多出平时十倍的力气，一张、两张、三张……也不知拍了多少张，当最后一个队员通过险区，张建宏再一次举起相机时，再也撑不住了，用双手紧紧抱住胸部，全身蜷成一团瘫倒在地上。“张建宏，你怎么了？”医生何涛赶快取来降压药贝他乐克和救心丸，让他服下去了。冯局长和张支队长都关切地问何医生情况怎么样，何医生说药服下去了，现在只能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了。倒在地上的建宏艰难地摆了摆手：“没事，一会儿就好。”张建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冷汗不住地往外冒，人虚脱了一样。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何医生要求张建宏多喝些水，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坚持住，一会儿就会好，大约过了40分钟，张建宏逐渐缓过来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摸他的“宝贝”———摄像机。冯局长和张支队长夺下他的背包，张建宏恳求着说：“病过去我就好了，给我摄像机吧，我一定要把大家的艰辛记录下来。”说完就抢走了摄像机，追赶已经出发的队伍去了……

　　5月17日傍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抗震救灾特警突击队全部撤回都江堰，并胜利完成了公安部前线指挥部交办的任务，宣传也打了个大胜仗。张建宏和几个同事一起拍了300分钟的录像资料、500多幅战地照片，写了几十篇超过三万字的新闻稿件，面对着满满一箱的资料，张建宏平静地说：“我尽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