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虽然科学知识不及今日发达，也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和救援工具，但面对天灾，历朝历代政府和民间力量依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救灾赈灾措施。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北京及周边地区发生了该地区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震中位于平谷、三河，震级八级，范围波及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等省，破坏十分严重。根据文献记载，仅北京一地就造成一万二千七百余间房屋倒塌，一万八千余间房屋损坏，近500人被压致死。

　　法国人杜赫德如此描述当年地震的惨烈：“埋葬在废墟内的有四百多人，邻县通州有三万多人压死。”

　　官赈和民赈结合救灾

　　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灾害中，官方是当仁不让的赈灾主体，毕竟，官家执掌着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但也不排斥，甚至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救灾。

　　康熙皇帝在地震发生后，就命令八旗各佐领下官员家境殷实者，“共相存恤，出资修助”，以尽快救助灾民。对于房屋倒塌，而不能补葺的贫苦小民，著令“两邻十家户，有互相存恤议，可协助修理”，若是官绅富民愿意出资为灾民修理房屋，官府酌量给予奖励。

　　显然，赈灾最佳方式，是官赈和民赈结合。

　　据清人张海鹏所辑《借月山房丛书》中的《天变邸抄》记载，明朝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北京及周边地区地震，蓟州“坏屋数百间”，震后四天在废墟中“掘出二人，尚活，问之，云：‘如醉梦’。又掘出一老儿，亦活。”被废墟压埋四天的人最终获救，可谓奇迹，从中亦可看出，如果在震后及时挖掘，是可以抢救不少性命的。

　　清代方观承所撰的《三河县志》卷十五中收录有《地震记》一文，生动记录了挖掘被埋灾民的过程。任塾，江南怀宁人，时任三河知县。地震发生时，正在小睡的任塾被惊醒，只跑到门边便被塌陷的房屋梁柱压埋，牙齿腰身俱伤，幸而头顶尚有一洞，呼救几声后，气息不足，只好竭尽全力将手伸出洞口，“极力伸右手出寸许”，恰好家人在外寻找，“望见手指动摇”，遂率众搬木挖土，用了一顿饭的工夫终于将其救出，幸无大碍。他遂带领儿孙继续寻挖被压埋的亲人。“俯而呼，有应者，掘出之”。经历此次地震，特别是在搜救过程中，任塾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如果地震发生时躲在床桌下面和门窗旁边，生还的几率比较高：“大抵床几之下，门户之侧，皆可赖以免，其他无不破头折体，或呼不应，则不救矣”。

　　随后，任塾开始组织掩埋尸体，由于斧头都难寻一把，便草草埋葬。即便如此，也对避免发生瘟疫有着积极作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任塾奔波抗灾一线，勘察地界，扶助灾民，极大地缓解了震灾带来的破坏，稳定了百姓情绪。史载百姓皆歌颂其德行，后升任磁州知州。　　

　　发拨急需赈灾物资　　

　　东汉时洛阳地震，赐七岁以上灾民每人两千钱，全家遇难者，郡县负责安葬。除了钱款，救灾物资更为紧缺，因此官府还多分发粟帛，以供灾民生活所需。魏晋时则有记录曰：“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

　　康熙政府应对京师地震，发放的赈灾物资与历代雷同。除钱款之外，多是急需的粮食、医药和棺木。

　　地震后，康熙皇帝下令发放“仓库银米赈济”，在各地开设粥厂，并让太医院给受伤灾民送医送药。同时谕令大学士明珠，令八旗各佐领下的富裕官员，出资救灾，以使“贫困之家，早获宁居”，并命该旗都统、副都统、参领亲自前往灾区一线考察，避免遗漏。同时要求户、工两部根据灾情，迅速制定救助措施，“作何加恩轸恤，速议以闻。”

　　转天，户、工两部即拿出救助决定并上报皇帝。之所以说是决定而非方案，是因为提出的措施并无系统，只涉及抚恤金数额，具体而言，是针对无力修葺倒塌房屋的灾民，旗人每间房补贴四两银子，民间房屋每间则给银子二两。凡是在地震中被压埋死亡没钱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康熙帝阅后，很不满意，认为所拨钱款太少，赈灾力度远远不够，令“发内帑银十万两”，酌情发放。

　　针对地震造成的房屋塌坏，内务府大臣奏报维修工匠“不敷使用，请雇官工，每日开支工饭钱”，康熙帝皆批准施行。凡民间毁损房屋，能凭借个人力量维修的，官府不再拨付本不宽裕的资金，而是集中财力物力支援贫困百姓，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地震发生近三周时，康熙帝再次谕令户部会同工部，尽快查明压埋在民居和各寺庙内的死者数，并命令两部选派官员携带赈灾银两前往巡查，一面督察工作，一面赈济灾民，并尽快掩埋死者，“有主动收殓者，即给银两；无主收殓者，著所遣司官，同地方官，设法埋黎”。

　　由于当时救灾抗灾能力有限，凡是被压埋未及时获救者，基本没有生还的希望。所以救灾的对象主要是失去居所的人们，尽量保证他们的衣食居住，不致因饥饿和疾病死亡。

　　长期赈灾措施：减免税收

　　对于赈灾而言，长久之策还在于减轻灾民经济负担。历朝历代，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官赈的重要手段就是减免钱粮税收。

　　翻检魏晋、唐宋、元明几代地震的相关史料，多有“地震民多死伤，蠲两河一年租赋”、“蠲租赋，罢商税”、“蠲免一年租”、“禁诸路酿酒，减免差税，赈济饥民”、“免太原、平阳今年差税”、“免差税三年”的记载。

　　震后三月余，直隶巡抚金世德针对灾情上疏曰：“本年地震，通州、三河、平谷被灾最重，应将本年地丁钱粮，尽行蠲免。其香河、武清、永清、宝坻等县，被灾稍次者，蠲免额赋十之三，蓟县、固安县，被灾又次之，免十之二。”从中可以看出，官员根据灾情轻重，或彻底免除税收，或酌情减轻，康熙帝阅后批示“依议”执行。除减免灾后税收，也有“溯及过往”的政策，比如，三河县除发给死者棺殓银每人五两五钱、蠲免当年全年应交钱粮之外，还把百姓尚未交纳的上一年度钱粮一并免除。

　　对于脱离农业生产的商人群体，也有帮扶措施。有些通州商人原本依靠官府提供的资金租房经商，地震后铺房、住房全部倒塌，产业无存，生计了无着落，对此，官府均派员进行核查，酌情给予赈济。

　　开矿富国

　　地震发生后的九月十八日，康熙密谕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安珠瑚，称“近来因京城地方地震，朕昼夜不安”，随后话锋一转，谈到主题，“朕前闻得，宁古塔、吉林、盛京、辽东等地有含金、银、铜、锡、铅之沙子……似与国用，大有裨益”。原来康熙惦记的是北方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确，大灾发生，国家瞬时蒙受严重损失，而眼下又面临着重建工程，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开矿显然是开源增收的好办法。所以，在谕令结尾，康熙帝嘱咐安珠瑚要细加访查，调研开矿是否可行及利弊所在。

　　仅一个月，安珠瑚即查访明白，密奏康熙帝，称宁古塔地方矿产可“长久大量开采”。盛京地方矿产由于牵涉先祖灵寝，且地方人民繁杂，不便开采。但也可派人详细考察，避开“忌讳之山”，对于可开采之山，再“详核有利与否”。康熙接报后，遂指派官员，开始办理开矿事宜。

　　在任何时代，救灾的成效与综合国力都是成正比的。国家富强，在遇到灾乱等不可抗力的破坏时，才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做出反应，最大限度地开展援救活动，将损失降到最低。正是由于康熙帝有此认识，也正是由于他心系国计民生，才能指挥若定，把握全局，做到了短期救灾措施积极有效，长期救灾方案明确可行，在营救、济贫、抚恤等方面，做到了既有银钱、粮食、医药等实物赈济，又有减免赋税等政策性救助措施，将救灾活动有效地开展起来，促动了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　　

　　摘自5月19日《北京青年报》